行山以西（山后）代州（山西代县）一带边界。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，退休宰相韩琦（即好水川战役“军中有一韩”的一韩）建议说：“我们有下列七事，触怒敌人：一、高丽王国，早已脱离中国，成为辽帝国的藩属。我们却利用商人，跟它恢复旧有关系，辽帝

　　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。二、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，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。三、我们在代州沿边，大量种植榆树柳树，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。四、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，寓兵于农，教人民战斗技能。五、黄河以北各州县，积极修筑城郭，掘深护城河渠。六、我们又设立兵工厂，制造新式武器，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。七、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，安置三十七个将领，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。以上七项，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，使他们反感。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，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。那就是，立即把这些措施，全部废除（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，把河汉地区交还吐蕃王国，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。解散保甲，停上人民军事训练。黄河以北州县城郭，随它颓塌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，停止修筑。撤销兵工厂，停止制造武器，停止更新装备，停止军队现代化。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，停止军队训练）。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，陛下再养民爱力，选贤无能（他跟司马光），疏远奸邪（王安石），进用忠良（他跟司马光），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。”

　　这就是有名的“韩琦七项奏折”，于一○七四年呈给赵顼。韩琦因“濮议”一案，已被纳入小人系统，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一致，又被送回君子系统。

　　士大夫反对改革，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。但更主要的是，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。像预算制度，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，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，或被淘汰，或不能再行贪污，自然愤怒。像“青苗法”，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，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，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，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，自然愤怒。像“免役法”，过去实行“差役法”时，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，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，征调民夫时，全部由平民承当。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，使他们与平民相等，自然更怒不可遏。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，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“祖宗法度”而呐喊。不过，在情急的时候，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。有一天，当赵顼告诉文彦博，人民都欢迎改革时，文彦博反问：“陛下，你是用士大夫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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